外遇，人类或许有基因

——以性的天然秉赋为史，外遇之心普遍

“老师，每个人都可能出轨吗？”

这是我在珠海“星期五读书会”上分享有关外遇类书籍的专题阅读时，一位自称经常看我微博的70后在婚女士向我提出的问题。

看上去，她似乎不太希望听到我肯定的答复，但是我却不能为了现场氛围的表面和谐去做违心的迎合。

“不错，任何人都有与人缔结私情的可能。”——我捧起英国社会评论家乔纳森·加桑尼-哈迪的《情爱·结婚·离婚》，把他在探讨“人类婚姻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时所得出的这一结论展示给她看。

而为了证明这绝非一家之言的孤论，我同时又找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简妮丝·斯普林在《外遇心理学》中讲出的另一名句：“外遇，是现代社会流行的通病。”并接下来在书中更找出了这样一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美国70%的婚姻都遭遇过外遇的干扰。”

“怎么样？”我问那位女士。

我原以为美国和西方外遇书籍中的这些内容会被我们风度气质俱佳的东方女士抵制，却没想到她竟听得非常认真，听完之后竟更连声道谢，并且还把我放回台面的这两本书捧过去埋头视读。

后来，我在另外一场活动中再次遇到她，才从她闪烁其词的交谈中发现，她事实上早在那场读书会之前就已经出轨了。只是她心里一直忐忑，一直想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来冲淡内心深处的负罪感，所以才急于想从我这里获得更多的理论甚至道义的支持。

得知她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我想这就好办多了，因为可以用更学术、更专业的语言进行交流。于是，我就把之前演讲过的恩格斯关于以通奸为补充的专偶制是如何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那套理论向她简略地复述一遍，以期她能从更为宏观的认识层面走出自己心理认知中的迷茫区。

所谓“更为宏观的认识层面”，就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能跳出自己偶然出轨的狭隘个人经历，来审视整个人类在专偶的一夫一妻婚姻体制下前赴后继出轨不止的必然大势。

对此，德国的两位时事评论家H·柯依瑟尔和E·舒拉克为我们疏理了*近五百年来的人类出轨史实——从拿破仑到克林顿，从歌德到帕瓦洛蒂，从弗洛伊德到爱因斯坦，从查尔斯王子到戴安娜王妃……繁杂的名人出轨经历熔炼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人类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出轨史。”

而美国宾汉顿大学的生理学教授、金赛研究所执行主任贾斯汀·加西亚和临床心理学教授詹姆斯·麦基洛普博士，则通过上百例实验室检测而爆出惊人的发现：“人类多巴胺系统内的DRD4受体基因与高频率出轨存在直接关联”。他俩甚至还为此创造了一个突破学科视界的概念：“滥交型基因”。

由此，这个被称为“滥交型基因”的DRD4，就被生理学、心理学和性学界的不少学者共同称为“偷情基因”；也由此，美国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女士甚至在她的《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性、婚姻与外遇的自然史》一书中提出要创建“出轨生物学”的学科构想，由此而把出轨从人类的道德拷问中一杆子打回到人类作为生物的某种原生领域。

费舍尔博士在解释她的“出轨生物学”概念时，这样认为：人类进化，在性欲、情感、心理依恋方面形成了三种引导求偶的脑系统，但这三个系统相对独立，从而使“脚踏几条船”在生物学上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可行。

于是，纵观以上各方宏论，我们或许就可以这样来做总结：出轨，要么是对“性权婚属”这一垄断独裁婚制进行反叛的社会学必然，要么是由“性向多元并存”导致“性伴多元追求”的生物学必然，再要么就是“出轨是绝对的，不出轨只是相对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揭示出的哲学必然。

所以，面对出轨，简单地咒骂世风日下，愤怒地谴责道德败坏，甚至把它归结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健康社会秩序的破坏等等，虽然正义无比，虽然声势浩大，却似乎都显出某种毫无底气的苍白与无力；而以愤然解除婚姻关系来惩罚婚内出轨的对方，则代价就更是太大太大（对此，本书将在以后章节详述）。

毕竟，出轨如果真如上述诸项研究成果之所言，是出于人类的某种基因，出于人类的生理秉赋，甚至出于人类在多元因素影响下共生形成的某种行为逻辑，那么只要机遇与幸运来了，人人都有可能出轨。

是谓人皆可遇，或曰婚皆可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