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婚姻与外遇双赢

——以二元思辩演进为史，亦婚尽可亦遇

这个观点挨骂不少。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在迈向21世纪中期的新时代之今，越来越多的出轨男女已经不再把毁灭婚姻、更换婚偶作为出轨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出轨行为也已经努力在让外遇与婚姻相安无事。

譬如，一位经常在微博中与我私信交流的“多向出轨”之女，以其不止一男、而且尽是富贵之男的分别情妇身份，就始终向我坦言：“我不管在外边怎样，也不会傻到要跟老公去离婚，毕竟我们有了孩子”。该女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她的那些情夫为她创造了骄人的业绩；而她那位在大学教书的“平庸老公”，则把家务和孩子等一切琐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及至节日长假到来，一家三口更是手拉手下楼，自驾车远游，让左邻右舍都对她这看上去甜美无比的小日子羡慕不已。所以，当她的一位闺蜜忍不住出轨，却又一脸茫然不知该如何处理婚姻与外遇的关系时，她就以自己的成功模式为例，对闺蜜现身说法：“你看我这样子，多好，婚里婚外啥都没耽误哈！”

然而可惜，很可惜。如此成功的婚遇双赢之举，不仅至今还未进入天下出轨男女的主流之眼，甚至还在社会整体的认知层面，存在着直言不讳的质疑与反对。

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撇开那些无脑的吃瓜群众不谈，即便是在性学学术领域，依据外遇与婚姻的不同起因，不少人（专业人士、甚至包括专家级人才）都以他们对弗洛伊德“两个原则”理论的固化理解，而把“唯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对立起来。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唯求身心快乐”的婚外性关系，与“满足现实利害需求”的婚姻关系，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以至于这一群体竟然会产生出“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一元式思维——要么忠于婚姻不能出轨，要么出轨偷欢但必须滚出婚姻！

结果就引出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譬如，历史悠久的捉奸行为，将婚姻与外遇的矛盾直接激化为鲜血淋淋的社会刑案……直到21世纪临近中期的今天，我们还时见“奸妇”被裸身游街、“奸夫”被割下身而亡等仿佛仍旧停留在中世纪私刑时代的非法恶行。

所好者是：人类文明总在不停地进步，即使非常艰难。

那种以“非白即黑、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善即恶”的简单化道德判断为基点的二元思维模式，历经近代以来人类哲学思想的洗礼型批判，已经至少在认识论的层面丧失了它们存在的理由与空间。

*早对二元对立思维发起批判的人，应该是丹麦籍的宗教哲学心理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远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他就以毋庸置疑、甚至在今天看来依然牛叉哄哄的语气向天下宣称：“我现在就将阐明那永恒的真理”——“我的原则就是在同从它出发和不从它出发二者的对立中都能被理解”——由此他创立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亦此亦彼”理论。

“结婚，你会后悔；不结婚，你也会后悔；结婚不结婚，你都会后悔；无论你结论还是不结婚，你都会后悔”——面对完全无解的人类婚姻窘境，克尔凯郭尔毫不掩饰地用他“亦此亦彼”的二元并行思维，提醒人们不要总把自己陷入在对现存婚姻体制虽不满意、却又仿佛无可奈何的纠结与纠纷中。

在他之后三十多年，世界又挺身而出了第二个批判二元对立思想的人，这人名叫恩格斯。

恩格斯在他光辉的哲学著作《自然辩证法》中，对“亦此亦彼”思想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他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

恩格斯不仅立场鲜明地力挺克尔凯郭尔的“亦此亦彼”理论，更为它做出了更高层次的评价。他认为：从“非此即彼”向“亦此亦彼”的转向，“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巨大进步。”

于是，按照“亦此亦彼”这一彼此包容、各循其道，但是却并行不悖的二元辩证思维，我们毫无疑问，就可以在婚姻与外遇的关系中得出“婚遇共赢”的必然结论，就可以在婚内与婚外的两个实践场中，一方面如常享受婚姻生活的岁月静好（亦婚），一方面悄然体验销魂荡魄的出轨性乐（亦遇）。

而如果“亦此亦彼”的哲学思想确能在我们的婚姻与外遇关系中落实，甚至人人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则婚姻与外遇长期共存，婚姻与外遇互不否定的美好共赢境界，将从此不再会是痴人疯话；人们也将从此不用再把婚姻与外遇视为不可统一的、有我无你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物了。

于是，这就显然从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升华了弗洛伊德的“常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即：婚姻日益向着现实利害需求的*大化靠拢，而出轨则愈加向着身心快乐的极度化前进。

亦此亦彼，亦婚亦遇。婚姻与外遇，就这样平行进展，就这样永不交叉。

婚遇由此双赢，婚内婚外双丰收！